武大金融网（管清友：民生证券副总裁、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
12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一流城市论坛——新一线城市研讨会”上，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在主题演讲中表示，综合考核各项量化指标与节点城市，具备成为一线城市基础的城市有天津、杭州、成都和武汉，而有望成为准一线城市的包括南京、重庆、西安、苏州、合肥。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一线城市人口占比明显偏低。为提高一线城市人口集聚度，一方面可以扩大现有一线城市的人口规模，国际比较来看，我国一线城市人口密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另一方面可以打造一批新的一线城市，从经济体量看，相关城市也有成为新一线城市的基础。根据齐普夫定律，增加一线城市数量，能够提高中国城镇化率的上限。
打造新一线城市，需要创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加快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进程。新的一线城市形成后，有助于打破现有一线城市的人才和资源垄断，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为打造新一线城市，需要提高相关城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做出必要的行政区划调整、赋予更大立法权、调整金融监管体系、加快国企改革、鼓励创新，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养老制度等方面做出调整，国家级和区域级的交通、能源等规划向相关城市倾斜。
打造新一线城市，将重塑中国经济新动能，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城市定位提升后，基础设施需求增加。人才和资本的涌入，易于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产业转移和配套产业的发展也为周边地区提供增长动能。新的一线城市将为更多的人提供更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总需求增加也加快了上游过剩产品的消耗，实现补短板和去产能。
本报告从量化指标与节点城市两个角度，筛选出有望成为新一线城市的城市。量化指标包括经济指标、人口指标、创新指标和房价指标，筛选范围包括天津、重庆等25个具有一定经济体量、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的城市。节点城市包括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和重要高铁节点城市。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具备成为一线城市基础的有天津、杭州、成都和武汉，而有望成为准一线城市的包括南京、重庆、西安、苏州、合肥。当然参考经济特区的经验，给予相关城市政策支持，未必都能发展为一线城市，但权利的下放至少会为相关城市带来发展新机遇。
（一）打造新一线城市，提高中国城镇化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一线城市人口占比明显偏低。2015年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5.2%，而同年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美国人口规模排名前四的城市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分别为51.5%、37.0%、24.9%、22.6%和14.7%。
为提高一线城市人口集聚度，一方面可以扩大现有一线城市的人口规模。2015年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市常住人口2415万人、人口密度3809人/平方公里，人口总规模和人口密度都低于同期的全球第一大城市东京的3700万人和6106人/平方公里，中国城市人口密度仍有提升空间。可采取的措施，一是调整城市规划，增加住宅用地供应，缓解当前一线城市的高房价难题。二是增加住宅层数。随着建筑施工、消防等技术水平的提升，超高层建筑可以突破现行《民用建筑设计通则》所规定的100米这一划分标准。三是增加公共交通、能源、自来水、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供给，降低资源对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
另一方面，可以打造一批新的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具有资源集聚的优势，第三产业占比较高，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较多，易于吸引人才和资本的进入。对于何为一线城市没有公开的划分标准，经济规模是常见的评价指标之一，深圳也因经济的崛起在上世纪90年代与北上广并列，成为第四个一线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希望跻身新的一线城市，通过人才、资本等的集聚，为城市创造新的发展机遇。从经济规模看，相关城市也有成为新一线城市的基础，2015年全国共有10个城市GDP规模突破万亿，除北上广深外，还有天津、重庆、苏州、武汉、成都和杭州。
打造一批新一线城市，可以提高中国城镇化的上限。1948年哈佛大学语言学教授G.K.齐普夫发现，如果一个包含n个词的文章，将这些词按其出现的频次递减地排列，那么某一词的序号和其出现的频次之积近似地为一常数，该定律称为齐普夫定律。国际上有关城市规模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人口规模也符合齐普夫定律，即如果将一定区域内的所有城市按照人口规模大小排序，任何一个城市的位序与其人口规模的乘积等于常数。
当只有一个首位城市时，假定该首位城市可容纳6000万人，根据皮普夫定律，每个层级的城市均可共容纳6000万人，即使设置了10级城市，所容纳的人口城市人口也只有6亿，在14亿人口中占比43%。在当前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情况下，假定每个城市2000万人口，每个层级8000万人。若设置8个层级，需要1020座城市，共容纳6.4亿人，城镇化率也只有46%，并不能满足中国城镇化的需求。
当增加首位城市的数量时，可以用更少的城市层级容纳更多的人口。在单城2000万人口不变的情况下新增4座一线城市，根据齐普夫定律每级城市可容纳1.6亿人，通过设置六级共504座城市，即可吸纳9.6亿人，占目前中国人口的69%。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各层级城市数量的增加也更易于规模经济的发挥。
（二）创新央地政府关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新一线城市，需要创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加快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
打造新一线城市，需要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权限。深圳的崛起，源于经济管理权限的不断提升，叠加区位优势，铸造了世界罕见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奇迹。1980年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成为首批经济特区之一，在吸收外资、土地制度、价格体制、税收等方面享有政策优惠。1988年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获得了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经全国人大批准，获得省级立法权。
新的一线城市形成后，有助于打破现有一线城市的人才、资源垄断，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由于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集聚，一线城市在吸引人才、资本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城市分化逐步加大。新的一线城市形成后，打破现有四个一线城市的竞争优势。同时通过辐射效应，以点带面，促进周边区域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形成了”四大经济板块+三大支撑带”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区域发展理念是协调发展。新的一线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将成为区域增长极，也符合均衡发展的战略要求。
为打造新的一线城市，需要创新现有的央地政府关系，向相关城市给予更多政策支持。
一是提高相关城市的经济管理权限。计划单列市享受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收支直接与中央挂钩，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两分，而无需上缴省级财政。可在现有的五个计划单列市基础上，将一批城市列入计划单列，使相关城市拥有更大的经济管理权限。为激发相关城市的经济活力，甚至可以给予高于计划单列市的经济管理权限。
二是根据经济、历史、自然等因素，做出必要的行政区划调整，为一线城市发展预留空间。新的一线城市在建设过程中，随着人口的集聚，建成区范围不断扩大。深圳在发展过程中，城区规模不断扩大，土地空间日趋饱和成为限制深圳发展的困难之一。可在吸取深圳教训的基础上，对相关城市的发展空间做出合理规划，并进行相应的行政区划调整。
三是赋予相关城市更大的立法权。2015年3月《立法法》进行了修改，将拥有立法权限的城市增加至280余个，并明确了立法的范围包括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拥有双重立法权是助力深圳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可在现有立法领域的基础上，扩大相关城市的立法事项范围。
四是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养老制度等方面做出制度安排。人才是一线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资源，通过吸引人才加快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为城市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深圳市辖区人口从1979年的2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332万，人才优势成为深圳核心竞争力之一。为了吸引人才长期定居，需要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养老制度等方面做出调整，解决后顾之忧。
五是在制定交通、物流、能源等规划时，向相关城市倾斜。人口规模的增加与经济体量的扩大，对交通、物流、能源等基础设施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在制定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规划时，需要考虑相关城市未来需求的增长，向相关城市倾斜，满足发展所需。
六是调整金融监管体系，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现有的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也是国内金融机构最为集中的地区，金融体系对这些城市的发展也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新一线城市建设过程中，可以在符合金融监管原则的前提下，适度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大力发展民营银行、鼓励直接融资等，加大金融对实体的支持力度。
七是加快推进国企改革，激发经济活力。国企改革”1+N”文件体系已基本颁布完毕，可在有关文件的指导下，加快推进相关城市的国企改革进程。一方面，在市场化原则下，加快落后、过剩产能的退出，减少对生产要素的占用，降低生产要素成本。另一方面，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空间。
八是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创新是一线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是一线城市的标准之一，北上广深无一不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国际大都市如东京、纽约、伦敦也都是创新之城。为鼓励创新，一方面可以加大对高校、国有科研院所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可对企业用于创新活动的支出给予税收优惠。
（三）重塑中国经济新动能，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
打造新的一线城市，将迅速释放总需求，为中国经济提供新动能。
一是城市定位提升后，吸引人才和资本的进入，对交通、能源、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加。现有的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同时大量新项目上马，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迅速增加。1997年重庆市升级为直辖市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二是人才和资本的进入，有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益。人才和资本进入后，分工更为明确，产业也更加多元化，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升级。2015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个城市GDP规模分别位列全国各城市前四，共计8.35万亿元，占全国GDP总规模的12.3%。打造新的一线城市，将释放相关城市的经济活力，提高对全国经济的贡献率。
三是相关城市获得更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后，会通过多渠道促进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拥有的财权与事权增加后，可为与能为的边界扩大，可通过调整预算支出、调节税收优惠等方式，扶持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地方经济注入新活力。深圳升级为经济特区后，经济迅速崛起即为最鲜明的案例。
四是辐射效应增强，通过产业转移、培育配套产业等方式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一线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周边城市带来发展机遇。一方面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大城市落后的产能向周边城市转移，为周边城市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另一方面在先进产业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周边城市有配套的上下游产业链，提供原料与市场。1990年浦东开放，带动了上海市的经济发展，进而辐射到整个长三角地区。
打造新一线城市，也加快推进了供给侧改革。
一是补短板。总体而言，我国各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一线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高于其它地区，这也是一线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在新的一线城市建设过程中，会带来人才与资源的集聚，增加了更为多样化的服务供给，同时也使得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
二是去产能。短期来看，新建和升级基础设施，会增加对上游产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能过剩的局面。中长期来看，由于新一线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和周边地区的发展，成为新的增长点，扩大了总需求，将提高相关产品的产能利用率。
（四）谁会是下一个一线城市？
本报告主要从量化指标与重要节点城市两个角度，筛选出有望成为新一线城市的城市。
一是从经济、人口、创新和房价四个方面的指标，在天津、重庆、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西安、青岛、无锡、长沙、宁波、佛山、大连、郑州、沈阳、哈尔滨、长春、东莞、济南、石家庄、南昌、合肥、福州、厦门这25个GDP规模较大、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的城市中进行筛选。
二是从《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等重要规划中，筛选出有望迎来发展机遇的重要节点城市。
量化指标
经济指标
衡量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经济指标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本报告所选择的经济指标有三个，一是2015年人均GDP，人均GDP越高的城市，居民可以享受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二是第三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越高吸收就业的能力越强，经济发展通常也越具有持续性。三是根据该城市2015年的GDP规模以及近几年的GDP增速，采用趋势外推法所预测的2020年GDP水平，较大的经济体量是成为一线城市的必要条件。
从人均GDP数据看，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南京、长沙、佛山、天津、武汉等城市发展水平较高。从产业结构看，西安、杭州、南京、济南、哈尔滨、厦门、东莞、成都的服务业较为发达，吸收就业能力较强。从采用趋势外推法预测的经济体量看，2020年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四个城市仍然排名前四，重庆、天津、苏州、武汉、杭州、成都、南京、青岛的GDP规模位列其后。
人口指标
选择的指标包括2015年常住人口数（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的人口指主城区人口）和常住人口变动率。存量人口规模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总需求，人口变动率则反映了该城市的吸引力。
注：统计北京市常住人口时剔除了门头沟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延庆区五个远郊区，上海市剔除了崇明县，天津市剔除了宁河县、静海县、蓟州区，重庆市主城区指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渝北区、巴南区九个区，长春市和哈尔滨市人口指户籍人口。
从现有常住人口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位列第1、第2、第4和第6，人口集聚是一线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成都市和天津市人口达到了1466万、1313万，分别位列第3和第5，从人口规模看具有成为一线城市的潜质。从增量人口看，2015年一线城市中深圳市常住人口增加了近60万，而上海市减少了9.9万人，与两地人口调控政策有关。非一线城市中，重庆、广州、武汉、郑州、长沙、成都、杭州、厦门人口净流入率较高。
创新指标
创新能力是一线城市不可或缺的，本报告选取2015年新增专利数，作为城市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
北京、深圳、上海创新能力分别位列第1、第2和第4，与一线城市资源集聚对人才形成较强吸引力有关。广州位列第8，排名相对靠后，创新能力下滑也是近年围绕广州是否仍是一线城市争论的引发因素之一。非一线城市中，苏州市达到6.2万件，位列第3，与外资经济发达有关；杭州、宁波、成都、重庆、天津、无锡、南京、东莞、西安、武汉等城市的新增专利数也均超过2万件。
房价指标
房价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水平不可或缺的指标，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总体来看房价与城市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在一二三四线城市间逐次递减。本报告所选择的指标，包括最新的样本住宅平均价（2016年10月）、2015年人均GDP/最新样本住宅均价。
深圳、上海、北京的绝对房价和以人均GDP/最新房价衡量的购房压力均位列前三，高房价一方面因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另一方也与资源集聚下人才涌入有关。厦门绝对房价与相对房价均排名第4，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杭州、南京、广州绝对房价排名第5至第7，均在19000-20000元/平方米，与厦门房价差距较大。
综上，除北上广深四个现有一线城市外，从趋势外推预测的2020年GDP规模来看，重庆、苏州、天津、武汉、杭州、成都、南京、青岛8个城市经济体量较大；从人口指标看，重庆、广州、武汉、郑州、长沙、成都、杭州、厦门人口净流入率较高；从所申请的专利看，苏州、杭州、成都、宁波、重庆、天津、南京、无锡8个城市创新能力较强；从房地产价格看，厦门、杭州、南京、苏州、福州、东莞、天津、宁波8个城市较高。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重要节点城市。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将为重要节点城市带来发展机遇。
长江经济带重要中心城市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对外发布，覆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长江经济带按照城市层级，拥有1个一级中心城市和11个二级中心城市。
重要高铁节点城市
高铁线路与站点的普及，增强了相关城市的交通通达程度和辐射效应，加快重要节点城市的发展步伐。2016年7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明确了构筑”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从所公布的”八纵八横”各线路主要途经城市看，北京、上海除西藏外可以通达其它所有省市，而合肥、西安、郑州、重庆、长沙、杭州、福州、深圳、南昌等城市的枢纽地位获得提升。
综合考核各项量化指标与节点城市，认为具备成为一线城市基础的城市有天津、杭州、成都和武汉，而有望成为准一线城市的包括南京、重庆、西安、苏州、合肥。
参考经济特区的经验，给予相关城市政策支持，未必都会成为一线城市，但权利的下放至少会为相关城市带来发展新机遇。1980年至今，共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和喀什6个经济特区，从发展水平看，深圳市明显领先于其它地区。同样地，给予相关城市更高经济管理权限，未必所有城市都能达到北上广深的发展水平，但至少会因人才、资源等集聚，对城市的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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