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2017年,美国经济仍面临多方压力。此前对包括房价在内的各项增长预期均未能如愿实现,更有许多经济隐患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逐渐成为现实,然而大选之后的税收改革和财政预算案又使得各方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大幅回升。从目前来看,无论美国经济在2017年能否取得瞩目成就,这一年的市场环境注定充满悬念。
此前预测美国房价在2017年将持续上涨,但目前态势却一路走低,这一反差很大程度上源于大选之后随按揭抵押贷款利率不断攀升的存款利率。美国房价自上世纪大萧条跌倒谷底后依靠低利率逐渐“回血”。如果现有利率保持不变或者上浮,那么高房价和高按揭贷款利率(大选后新房按揭贷款利率上涨超10%)势必削弱民众购买力,但也可能起到抑制房价上涨的作用。无论如何,房地产都不可能如预期那样成为2017年的主要经济增长点。
影响美国经济的诸多因素中最难以预测的、而却最重要的莫过于美元是否能够保持坚挺。大量资产价格以美元结算,美元左右着全球经济的命脉。坚挺的美元能够通过低交易量限制全球经济增长,在增加美国进口的同时降低出口,增加贸易逆差。而疲软的美元则将推高商品价格并促进美国出口。
目前美元的走向还是个未知数。美国与其他国家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差异导致美元将继续保持坚挺。但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显示,美元已呈虚高之势。该指数利用一个国家与所选国家间的相对价格水平来真实地反映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的数据,人民币汇率被高估20%,而美元汇率被高估17%。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中国人民银行的强势支持,人民币汇率下跌空间较美元更甚,而这与甚嚣尘上的中国货币操纵论是不相符的。中国人民银行的介入是为了防止人民币贬值过快,而非意在使中国获得竞争优势。
各个影响因素在新的一年内将如何左右美国经济仍不可预测。人民币汇率是否会回落到正常水平?美元是否会持续走高?日元会否保持坚挺亦或是再次疲软?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今年美国经济的表现意义重大。
自大选以来,美国经济亮点频现,使得人们对2017年和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大幅提升。然而目前仍没有符合市场预期的增长迹象。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第四季度,从大选前开始,美国经济频遭打击。然而大选之后,公众对经济的信心又有所恢复。减税和财政支出的时机无疑是这些良好预期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不过与政治相似,一些小失望也是难免的。
薪酬堪称影响消费者购买力和通胀预期等指标在2017年美国经济舞台上表现如何的变数之一,既能提供助力,也可能拖后腿。但目前从整体上看,薪酬增长过缓,不足以带动经济增长。但若针对某一就业群体,却似乎不能得出这个结论。
在当下的美国,薪酬增长情况因就业群体不同而略有差异。长期稳定雇员和青壮年劳工的薪酬在2016年下半年实现了显著增长。根据美联储驻亚特兰大分支机构的数据,长期稳定雇员的薪酬增长率已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保持在4%左右。但同时,全社会薪酬的整体增长情况却并不乐观。
这一现象非常值得警惕。考虑到兼职岗位在美国就业市场上日益普遍,薪酬增长差距应该给美国经济敲响警钟。如果长期稳定雇员和青壮年劳工的薪酬持续增长,可能拉高整体数据,加剧通货膨胀,提高增长预期,从而形成多年未见的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
劳工群体是否将回流就业市场?如果劳动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人口占适龄劳动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观察者网注)不高,2017年的就业岗位增长就很难达到预期。就业增长(employment gains)很大程度上由回流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人数决定。虽然最近劳动参与率略有上升,但与其说是在步入稳定上升通道,似乎更像是就业市场正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形成一个新的平衡。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低劳动参与率的新平衡呢?婴儿潮一代正步入退休年龄,较低的劳动参与率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上文提到的各行业间分散不均的薪酬增长状况。如果雇主要在为数不多的应聘者中选出一人,薪酬自然不会很低,反之应聘者众多必然会压低薪酬。同样,市场参与率的爬升也必然会限制薪酬增长,尽管发生的可能性不大。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全社会就业岗位增速放缓,伴随着全社会薪酬增速放缓,但是长期稳定雇员的薪酬增长率将继续在整体疲软态势中保持坚挺。
从各个方面来看,美国经济在2017年很难取得很高的增长,这一年也不可能成为高度加速之年(the year of great acceleration)。财政政策的颁布时机将会很大程度上决定那些颇具野心的预期目标是否能够实现。抛开增长目标不谈,2017年的美国经济将充满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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