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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全景图
近年来国内举办的大型国际会议都是在哪开的？APEC峰会在北京举行，G20峰会在杭州举行，金砖五国峰会在厦门举行，亚信峰会在上海举行，2013年《财富》全球论坛在成都举行，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即将在广州举行……
与以上城市相比，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级市、特大城市武汉，恰恰还缺乏一个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会议。
那么，有哪些国际会议可供武汉申办？具体申办流程如何？申办成功的要素有哪些？这些问题，决定了武汉能否争取到下一个G20。
人人都爱“ICCA”
武少源可谓是会议业的“师爷”级人物。1985年，他便在中国科协下属的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任职，主要负责组织承办国际会议。
如今，武少源担任中国会议酒店联盟常务副会长，连续7年主编《中国会议统计分析报告》。对于近年中国国际会议的发展趋势，他用“如火如荼”四字形容。
“中央越来越看重国际会议的促进作用，比过去更加主动地主办全球性会议，发挥主场外交优势。”武少源说。
十九大报告中提及的国家层面的国际会议包括以下几个：“一带一路”高峰论坛、APEC峰会、G20峰会、金砖五国峰会、亚信峰会等。
这一背景下，各地政府对国际会议的引进也颇为关注。
“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邀约我去讲课，今年已经做了四五十次。单就国际会议申报这个话题，我在武汉、杭州、厦门、海口都讲过。”武少源说。
那么，哪些国际会议是政府最为“钟情”的呢？从会议属性看，由ICCA（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认证的会议最受青睐。
ICCA创立于1963年，是国际会议组织之一。武少源曾去某地谈会议引进话题，当地官员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由ICCA认证的？”
“某城市ICCA会议数量的国际排名出现波动后，一把手专门批示要求研究原因。这从侧面说明，现在很多城市对国际会议都很重视。”武少源说。
这些重视也体现在具体的扶持层面。比如，成都对在当地举办、获得ICCA认证的国际会议，给予举办单位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支点》记者查询了解到，ICCA国际会议的标准包括：第一，至少有50个参加者；第二，定期组织会议（不包括一次性会议）；第三，必须在至少3个国家举行；第四，新的会议只有举办三次（届）以上才能进入统计目标。
不过，这些标准会剔除不少一些本质上属于国际会议的活动，如固定在海南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
针对这些现象，武少源计划建立中国版的国际会议评价标准。“那样，政府未来制定政策时，都可以参考咱们自己的标准。”
国际会议的三种类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ICCA标准相对笼统，无法完全体现国际会议规模及影响力。
“今年3月，我在广州出席活动时，发现当地将国际会议很形象地分成了三个层次。”武少源说。
第一是“顶层争影响”，每3-5年举办一次政府领导人峰会或工商界峰会。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APEC峰会、G20峰会、金砖五国峰会均属这一层次。这些会议大都属于国务活动，举办地最终往往由国家层面进行决策。
“有些定位细分、影响巨大的国际会议也是地方政府可以力争的，譬如由美国《财富》杂志主办、大量世界500强企业参与的《财富》全球论坛。”武少源说。
第二是“中层树品牌”，每年举办一次地方主导、有品牌效应的国际会议。
在成都举办的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以及在中国中部六省间轮流举办的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都属于这一类型。
第三是“底层扩数量”，每年主动申办一批国际组织的社团类国际会议。
今年5月，由中国化学会和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在海口联合主办的“国际分析科学大会”就是这一类型。
武少源强调，武汉可以尽量争取第一层级、第二层级的国际会议，同时对第三种类型进行主导和推进。
“可以从经济、科技类国际会议角度着手，尤其是要在科技会议上做出突破。”武少源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合理运作，科技会议对产业会有着极强的助推作用。
2014年，北京市延庆区举办世界葡萄大会。期间，延庆与河北怀来县发布规划，提出超越行政区划，共建延怀河谷葡萄及葡萄酒产区。
截至今年9月，延怀河谷产区共有葡萄种植面积26.32万亩，其中鲜食葡萄15.9万亩，酿酒葡萄10.42万亩；葡萄品种达210余种， 年产量16.858万吨，产值25.96亿元；产区共有酒庄酒堡43家，年接待游客90万人次。
“种葡萄是第一产业，酿葡萄酒是第二产业，而品酒则变成了第三产业。”武少源表示，一次时间有限的国际会议，却能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契机。
如何申办国际会议
ICCA 把国际会议的主办机构限定于包括协会、学会在内的国际组织。因此，如何围绕ICCA做文章，与国际组织的密切联系必不可少。
一般情况下，相关国际组织会提前发布会务信息，由各地参与竞争。
“申办一个国际组织会议，从最初酝酿到工作结束，通常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保证申办工作的成功，首先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武少源说。
这种会议申办机构，一般是挂靠在主办单位，制定申办计划、编制申办预算、筹措申办资金等工作。具体流程则是准备申办文件、出国参与申办活动。
“有些国际组织，还会提出到申办国家进行现场考察。”武少源说。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申报活动会安排申报方在现场摆出展台。几乎每一次，中国展台都最具特色。
“中国制造很厉害，我们很容易制作一些实惠又有中国特色的礼物。譬如10块钱就能做个熊猫玩偶，这种摆件很受外国人欢迎。”武少源说。
曾有位外国人很不好意思地在展台现场对武少源说，“我昨天拿了一个礼物，今天能不能再拿一个？”武少源答应后，他特别高兴。
“武汉可以送一些更有地区特色的产品，只要有中国特色的，外国人都很喜欢。”武少源说。
当然，以上都属于国际组织的申报程序，国内也有一套例行机制。
“在我国，国际会议都属于外事活动，需要提前报批。”武少源说。
具体则是按“8341”原则：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会议总人数800人，外宾300人；一般性国际会议（如金融、外交会议）总人数400人，外宾100人。
“参与规模若在‘8341’之内，可以省部级相关部门报批。超过标准，则需国务院审批。”武少源说。
要考虑参会对象的经济承受力
那么，申办成功的核心因素有哪些呢？
首先，政府要有一以贯之的重视。
“地方政府一把手是经常变动的，如果有些一把手很重视，有些不重视，当地国际会议数量、质量就会出现波动。”武少源说。
而且，有些国际会议申报会特别早，真正主办时，也许原来主导这一工作的政府领导已调离，这就要求领导有服务地方经济的“长线思维”。
譬如，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国际植物学界的最高会议，过去从未在发展中国家办过。深圳通过积极申报，在2011年获得了第19届植物学大会主办权。
“但到今年7月第19届大会真正举办时，当时负责申报工作的政府负责人已调往其他地区。”武少源说。
其次，是否有充足的申办资金。
我国有20多个城市有会展支持资金，但大部分属“后置资金”。简单说，就是会议结束后才根据成本给予奖励。
但国际会议申办，最缺的往往就是前期的申办资金。因为从申报活动开始，就会不断有经费支出，最终的申办费用往往要50万元以上。
“申办会议是个风险投资，存在失败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武汉可以准备一部分用于申办的资金，在这方面予以尝试。”武少源说。
再次是交通因素。
国际航线越多，越适宜举办国际会议。目前，武汉机场国际客运量在中西部位居前列，未来还将持续开通国际航线。
此外，申报方案还要设计一个合理的参会费用。各国情况不同，发展中国家参会代表往往会考虑到会务成本。
“有些国家参会代表甚至都不吃正餐，就用茶歇对付下。我参与的会议，都会解决他们的用餐问题，哪怕盒饭都行。”武少源说。
最后是充分利用本地人才资源。
“比如很多高校、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本身就是国际组织核心成员，尤其要注重调动这些机构的积极性。”武少源说。
这方面，武汉具备优势。
据了解，武汉两院院士数量达68人，涉及光电科技、生命科学等10多个领域。而中西部的另一副省级城市成都，两院院士至今不到40人。
这些人才优势，都将成为武汉举办国际会议的重要助力。
“我个人认为，北京、上海、重庆、武汉、成都、杭州、南京最符合国际会议举办城市的要求，武汉未来发展国际会议大有可为。”武少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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